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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黎明把不可儿戏移植到中国

2019-11-09 19:04:11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  周黎明把《不可儿戏》移植到中国

  “《小时代》告诉你,钱就是幸福的唯一标准。王尔德对钱的态度,却是既追求它,也嘲笑它的。”后者在周黎明看来,是种“高级的东西”,他盯上王尔德和《不可儿戏》,恰恰是因为,“中国近几年,也有了这种高级的东西”。

  “现在,我要考考你的政治立场。”演员木易反串的老贵妇溥夫人涂脂抹粉、两手叉腰,拿腔拿调地问道,“郭敬明和韩寒,你选那个?”

  “韩寒吧。”在北京买了七套房、大部分时间住在国贸的鲁华兴回答。

  “那韩寒和方舟子呢?方舟子和崔永元呢?”

  2015年6月上旬,英国戏剧家王尔德的《不可儿戏》,被作家、文化评论人周黎明“本土化改造”后,在北京繁星戏剧村连演了十场。

  原着里,资产新贵约翰·华兴(周版为鲁华兴)看中了老贵族巴拉克诺夫人的女儿关多琳(周版为溥夫人),巴夫人便盛气凌人地审问鲁华兴。谈到政治问题,19世纪末的英国政党段子,扔进中国剧场不可能听到一丝回响,但“郭韩方崔”式的改造,果然换来了意料之中的爆笑。

  《不可儿戏》正式演出前做过一场预演,演员徐峥、陶虹,主持人张泉灵等人纷纷捧场。有人问周黎明:“你不是和姜文关系不错吗?怎么不请他来?”

  “姜文要是来了,肯定骂死王尔德。”周黎明温厚地一笑,答道:“王尔德的价值观有很轻浮的一面,这和我们,包括姜文,所熟悉推崇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。包括从戏剧地位上,别说莎士比亚,萧伯纳都比王尔德高一些。但恰恰是王尔德的这种轻,却和当下中国的情境是很契合的。”

  有了王思聪,才有中国的王尔德

  让周黎明意识到王尔德和当下中国关系的人,是王思聪。

  《不可儿戏》首演后,有观众不客气地评论:“这跟《小时代》没差多少啊,郭敬明炫富,你不也在炫富?”这个评论有一个着名的背景:2013年《小时代》上映时,周黎明直斥“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拜金的电影”。

  周黎明对“一样是炫富”这种评价显然不高兴:“连这点儿区别都分不清,那我也没法解释了。《小时代》告诉你,钱就是幸福的唯一标准。王尔德对钱的态度,却是既追求它,也嘲笑它的。”

  后者在周黎明看来,是种“高级的东西”,他盯上王尔德和《不可儿戏》,恰恰是因为“中国近几年,也有了这种高级的东西”。

  过去几十年,要把王尔德式幽默移植到中国是不可能的,即使是早十年,“炫富”都没法提;没有足够多的中产白领,人们大都忙着讨论悬殊的贫富差距,忙着“仇富”,那会有人理会王尔德笔下“贵族”和“新贵”的冲突?

  中产逐渐崛起,人们对钱的态度也就没那么你死我活了。王思聪和上百万他从来不认识却叫他“老公”的人,用嘲笑和自嘲,一起成了中国的“王尔德土壤”。

  重翻王尔德,周黎明感到《不可儿戏》特别容易翻译成当下的中国语境:原着里,两个男主人公雅吉能和约翰·华兴,各自有一个捏造的身份,梁勉仁、华任真。当雅吉能需要躲避他那烦人的姨妈巴拉克诺夫人时,就谎称梁勉仁病了,要前去探望,再顶着梁勉仁的名号寻花问柳。当华兴在乡下住得腻烦了,想去伦敦放风时,他也会对受自己监护的侄女西西莉谎称,城里那个不听话的弟弟华任真又惹事了,他要去处理。可车子一停到伦敦城,华兴就化身为华任真,为所欲为。

  这样的假身份到了周黎明的戏里,成了微博账号。“王尔德说给男人一个面具,他们才会展露真实的自我。我们现在太方便了,一个人可以有十几个面具。”周黎明对南方周末说,“微博上的王思聪,占真实的王思聪几分之几,谁知道?”

  19世纪末英国伦敦与当下中国的种种照映,刺激着周黎明的表达欲。事实上,他也希望别人看到不一样的周黎明——不是那个骂《小时代》的周黎明;也不是更早时候采访章子怡,被骂为“替章子怡洗地”的周黎明;甚至不是影响了很多人观影喜好的影评人周黎明。“我的专业是英美文学。”他会这样强调,“我擅长的是中西文化的连接和转换。尤其是具有很大转换空间的时候。让我去翻译发布会,我可干不了。”

  就要“像神经病一样”地演

  《不可儿戏》让周黎明转换得很high。原着里,雅吉能通过华兴落在自己家里的香烟盒,发现了华兴多重身份的秘密;到周黎明这里,香烟盒换成了iPad。原着里,巴拉克诺夫人侃侃而谈自己的审美:“法国歌都不太正经,德国歌听起来就正正派派。”到周黎明这儿,是:“凤凰传奇不行,太俗;王菲吧,我老怕她出家。”

  英式幽默隐晦的包袱中国观众有时很难接受。巴拉克诺夫人审问华兴,第一个问题是:“你抽烟吗?”“我抽。”“很好,一个男人应该有事情做。”这个包袱在剧场里演,怎么甩都不会响。周黎明把抽烟改成更直白的打游戏,果然大部分观众买账。

  剧中人物的名字和背景,周黎明也尽可能“本土化”。旧贵族的纨绔子弟雅吉能成了“富二代”阿吉。阿吉在微博上示人的身份叫“班伯利”。“班伯利”三个字,在周黎明撰写的剧本上标注着“华兴拉长音重复”。“玻璃,这会引发某种联想吧?”他说。

  “英国的话剧演员演这个角色的时候,就演得十分娘娘腔。英国文学研究界甚至对《不可儿戏》始终有一个讨论,雅吉能假扮成另一个身份去泡妞,其实是不是去搞同志?”周黎明解释道:“我让阿吉故意用班伯利这个名字,假装成Gay蜜去泡妞,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性。在同志饱受歧视的时候,是不可能有异性恋去冒充同性恋的。”

 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揣摩,是因为王尔德本身就是同志,并因同志身份,受了两年牢狱之苦。狱中他写下《深渊书简》,歇斯底里地埋怨情人波西、痛斥将他推上绝境的舆论与法律后,又清醒地反思了艺术与苦难的共生关系——很难想象,120年前的苦痛,今日反倒成了一种“优势”。

  巴拉克诺夫人被移植成“溥夫人”,对周黎明而言是最难的部分。中国没有老贵族,有,也早被抄家了。姓溥,其实是胡搅蛮缠地和溥仪攀亲戚。

  溥夫人在剧里神气活现:“我们家从慈禧那阵儿起就没站错过队。”明眼人一看即知,这是句扯淡的话——从没站错过队,这是不可能的。溥夫人这么说,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深厚背景——中国没有老贵族,但革命资本可比钱重要得多。

  周黎明期望溥夫人能承载自己对有权势者的观察。他为溥夫人写了一句台词:“我已经二十年没上班了,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”这句矛盾而充满内涵的台词,其实源自1980年代他与一位中央部委的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聊天所得。

  由演员木易反串的溥夫人,最后俨然成了整出剧的包袱核心。在排练的时候,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溥夫人的表演过于夸张,“像神经病一样”。到预演时一试,导演周黎明赶紧调整:都得向溥夫人那种夸张式演法靠拢。

  在此之前,周黎明揣摩过英国版、美国版《不可儿戏》的话剧版、电影版。美国人都是放开来演,英国人则喜欢“端着演”。可就算英国人热衷于“端着演”,1952年的电影版里,老戏骨玛格丽特·鲁斯福德也是一幅老神经病的样子。周黎明果断选择了美国式的夸张,但究竟应该神经病到什么程度,他还在慢慢调试。

  为什么不黑色?

  在强调“每个人有很多面”的周黎明看来,《不可儿戏》的人物形象过于扁平。于是,他在剧本中加上了一段画风突变的诈骗情节。

  这段情节改编自王尔德另一部作品《理想丈夫》的部分剧情:华兴和阿吉的老同学钱菲莉从巴黎回来。钱菲莉想和老情人阿吉结婚,阿吉却已和贾西西订了婚约。钱菲莉拿出华兴多年前不为人知的秘密来要挟,阿吉不得不挺身而出,娶下钱菲莉。

  《不可儿戏》原着中,华兴最后发现自己从小就没见过的父母,其实正是巴拉克诺夫人的姐夫、姐姐;而雅吉能,其实是他的亲弟弟。这成了这部讽刺话剧最为温情脉脉的一幕。

  但在插入了《理想丈夫》的周黎明版本中,这一感人场景,不过是场骗局。华兴、贾西西、钱菲莉通过认亲和结姻,打入溥夫人一家,计划用一个虚构的投资项目,骗走这个老太太的积蓄。谁料,最后骗局却被贾西西反戈戳穿——贾西西见过溥夫人后,突然发现溥夫人正是自己小时候流落街头时仗义施财的救命恩人。

  那项虚构的投资项目,被周黎明设定为“非洲冰雪世界”。早年周黎明参加团,到新疆采风。当地接待方第一天就带他们去吃海鲜——从海边空运到新疆的海鲜。周黎明实在不能理解:“这个东西在新疆很贵,又不好吃,我们都是从海边来的,为什么给我们吃这个?”现在他想通了:可能是接待方自己想吃。

  市场上热钱越来越多,读过MBA的周黎明觉得大部分决策就像新疆那顿海鲜一样不科学,这也让他想起英国人,在《唐顿庄园》里,在19世纪古典气质的英国庄园里,贵族们大都会涉足这种无头苍蝇式的投资:“全世界都是,我反正有钱,我特别任性。”

  最终,在新加的部分剧情里,剧中人物展现了他们的另一面:看起来忠厚的华兴原来是个诈骗犯,看起来吃喝嫖赌的阿吉原来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,看起来最面恶的溥夫人,竟然也曾经救过别亾

  “原剧的核心元素是两面人,那我就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。”周黎明对南方周末解释。只是对于观众来说,增入的这一部分情节,剧情过于庞杂而逻辑线众多,未必能够起到十足的效果。

  2014年7月,周黎明执导的第一部话剧《环路男女》有过不错的口碑。“可能当时大家只知道我是影评人,期待值特别低。”周黎明笑道。

  2014年首演时,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:那对主角夫妇究竟是走在一起还是分手了?演出完,有告诉他,最喜欢他的黑色幽默,周黎明恍然一惊:为什么要顺应观众,大团圆结局?为什么要坚持貌似温馨的假象?为什么不坚持“黑色”?

  2015年《环路男女》计划进行第二轮巡演,他打算加上一个“黑色”的结局。

  “可能我受赖声川老师的影响很深,他的作品里有一种温情在,注重人性好的一面。”周黎明告诉南方周末,“但到了我这个年龄,欣赏的东西和想做的东西未必是一样的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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